2015年7月23日 星期四

李登輝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演講-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



前總統李登輝今天(7/23)受邀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發表「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演講,這是2007年以來,他第2度在日本外國記者協會進行演講。李登輝說,在他有機會當上總統後,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還要把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邁向自由的國家;接著,要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全力以赴的目標」。

李登輝表示,一九九四年春天,當時他還是總統,這已經是超過二十年的往事了。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完成《台灣紀行》的創作後再度訪台。他遵守前一年見面時約定「明年四月再度來台」的承諾,前來拜會。

李登輝說,當時他和內人談到要和司馬先生談什麼好?內人說「不妨談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人擁有超過四百年的歷史,生為台灣人卻無法為自己的國家奉獻,確實是很悲哀的事情。

李登輝指出,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台灣付出,對台灣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同時,我對台灣人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慘命運,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許,有朝一日,希望能為台灣建立主體性,並提昇台灣人的尊嚴。

李登輝說,他能有機會參與政府工作,甚至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還要把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邁向自由的國家;接著要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全力以赴的目標。

李登輝演講全文:

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

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副會長彼得‧蘭根(Peter Langan)先生,以及齊聚會場的各位記者先進,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這次受邀到國會演講,昨天有機會向許多國會議員發表談話。再來就是今天,這是二〇〇七年六月以來,時隔八年再次造訪,能二度獲得演講的機會,實在深感榮幸。

八年前,參訪殷盼多年的奧之細道,猶記旅行最後一天,就在這裡發表演說。當時坐在身旁的中嶋嶺雄教授,如今已成故人,不禁感慨歲月無情。
另外,中國八年來經濟發展順利,在國際社會的發言份量與日俱增,擴張領土的野心也愈趨明顯。這種現象,與主導世界政治走向的美國弱化發言權,應該不無關係。

過去是美國和日本等先進五國,所謂的G5在決定世界經濟和政治走向,後來先進國家的力量同步衰落,新興國家的發言權轉趨強勁。國際秩序走向多樣化,但能取代美國、承擔統御全球能力並擁有經濟實力的國家或組織,已經不存在了。

換言之,欠缺發揮主導功能的國家,可說正是國際秩序的崩毀。美國政治學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就把它稱為「G零」的世界。讓我來說,就是戰國時代的來臨。

面對這種混沌時代,經常盤桓在我腦海的是,我們台灣的未來。所以,今天就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為題,向各位談談我的想法。

台灣是移民組成的社會,信史以前,原住民已居住在台灣的平原和山地;從對岸福建等地渡海來台的人,被稱為漢人、客家人,戰後從中國大陸東渡的主要是外省人。另外,四百年來有六個外來政權統治台灣,清朝時代台灣被視為「化外之地」,曾經長期未納入版圖。

一八九五年,日清兩國在馬關召開和談會議,談到割讓台灣的問題,清國代表李鴻章對日本代表伊藤博文說:「台灣難治,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乃大清治權未及的化外之地。」

對此,伊藤博文說:「日本願接納台灣」,從而接受割讓。如其所言,後來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間,完成了前近代農業社會轉型為近代化社會的改變。只是,台灣到現還是移民社會。因為如此,我擔任總統時認為,既然帶領這樣的移民社會,就一定要設法化解族群對立的問題。

如果像過去那樣,台灣人內部自己區分本省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就不可能建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我當時覺得,一定要讓台灣這個祖先生息之地撤除不同族群的藩籬,引領台灣擘建為新國家。

一九九四年春天,當時我還是總統,這已經是超過二十年的往事了。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完成《台灣紀行》的創作後再度訪台。他遵守前一年見面時約定「明年四月再度來台」的承諾,前來拜會本人。

當時我和內人談到要和司馬先生談什麼好?內人說「不妨談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人擁有超過四百年的歷史,生為台灣人卻無法為自己的國家奉獻,確實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台灣付出,對台灣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
同時,我對台灣人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慘命運,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許,有朝一日,希望能為台灣建立主體性,並提昇台灣人的尊嚴。

來有機會參與政府工作,甚至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還要把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邁向自由的國家;接著要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全力以赴的目標。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中落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來了國民黨政權,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在這種狀況下,台灣人便湧現「新時代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還是以二等公民來對待台灣人。

後來爆發二二八事件,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當時台灣人站在兩個外來政權之間的邊緣線上,對於我的自我意識的形成產生很大的影響作用。這種狀況,顯示台灣人意識到自己是處於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兩種生命形式、兩種世界、兩種時代的邊緣人。

幾年前,我在台灣出版的《新時代台灣人》這本書寫道:「完成民主改革,蛻變為民主國家的台灣不應走回民族國家的老路。」一定要從虛幻的大中華思想中跳脫出來。台灣國民的共同意識應該是民主,而非民族。因此,本人倡導的「新時代台灣人」,就是統稱民主社會中擁有公民意識的國民。

新時代台灣人,絕不是以人口比例最高的族群形成台灣民族的主體,而是基於一視同仁的觀點,把所有人都視為平等的公民。新時代生活在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應致力於精神改革,擁有新意識,還要實現主體思想的變革。

透過「新時代台灣人」的自我意識,才可能確立「自己是誰?台灣人是誰?」的自我認同。自己透過「一個人的獨立,就是台灣人」的絕對認識,過去的自己就能獲救。以新思維來否定過去,建設新未來。其結果,可以深化民主,進一步打造出新而民主、自由的台灣。

接下來,我想談談「中國的託古改制」。「託古改制」是「參照舊制進行改革」,這種思考重視舊制度的承襲。

打開中國歷史,黃帝之後的夏、商、周,以至明、清,都是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這個體系被認為是「中國的法統」。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所以中國人的特色,就是「一個中國」的概念,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範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絕對沒錯。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從毛澤東開始,以至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表面看起來是「共產黨」,其實就統治策略來看,共產黨早已中國化。就連中國收回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中國固有的產物,並不是鄧小平所發明。

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覇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今年三月,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去世。由於同年,所以我們常常被拿來援引比較,我想說明的是,李光耀和我的思想完全不同。

著有《文明衝突論》的哈佛大學杭亭頓教授,他的評論寫道:「李登輝死後,台灣將留下民主,但李光耀死後,制度隨之而去。」李光耀採行的是亞洲價值的同族主宰體制,我推動的則是尊重民主自由的世界價值。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在此,本人想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新方向。「脫古改新」是擺脫舊體制,重新改弦更張,也就是甩開亞洲價值之意。

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潮流所接受。「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的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台灣要「脫古改新」,必須分別處理台灣本身的問題,以及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透過六次修憲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達成主要修憲目標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央民意代表全部由台灣人民選舉、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總統等,陸續完成改革工作。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彭、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到了一九九九年,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更明白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明確劃分界線。我們可以這樣講,超過半世紀以來,台灣的麻煩都是來自中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能夠釐清,台灣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台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因此,我在政治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以期減少「一個中國」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從而堅固台灣的國家根基,當時我把它稱為建立「新中原文化」。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今天就跟各位談談「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承蒙各位聆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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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 日本東京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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