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台灣典範轉移的過程）

前總統李登輝今天（7/10）出席李登輝基金會暑期青獅營與青年學子座談，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台灣典範轉移的過程）」為題對學生演講。他認為，國家要有希望，執政者就應該多替年輕人思考，多聽年輕人的意見，因為，年輕人的未來就等同於國家的未來。處在這樣的困境中，他勉勵大家以正面態度去面對，鍛鍊自己，克服障礙，發揮力量，讓自己足以承擔責任，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新時代。

李登輝說，同樣的，年輕人遭遇的困境就是國家社會的危機；台灣這幾年，政府施政無能，貧富差距持續拉大高達九十九倍，財富所得分配兩極化，少數財團財大氣粗，而勞工卻普遍低薪化，收入永遠追不到高漲的房價與物價，相對剝奪感不免提高。這樣的憤怒在去年三一八學運、九合一大選爆發出來，讓社會看見年輕人用行動表達對執政者最直接的抗議。

李登輝指出，台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因此，他在政治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以期減少一個中國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從而堅固台灣國家根基，當時我把他稱為建立「新中原文化」。

李登輝說，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的實現。他提到自己在生命途程中，一向目標意識明確，且始終朝目標前進。經歷各種不同人生體驗，終於悟得了「不是我的我」的人生正確意涵，也是新時代台灣人的真實意義。其實，這個意涵，也正是到今天，他辯証成長的生命完整寫照。

李登輝表示，一個國家改革要成功，不可或缺的是年輕人一定要志氣高昂地展開行動，我們從日本幕末時代，日本青年滿懷熱情創造了新日本可以得到啟示。希望各位懷抱理想與熱情，秉持為國家承擔時代責任的勇氣與使命感，為台灣挺身而出，用熱情去感染全國人民，喚起大家一起為打造台灣美麗國家願景而開始行動。

李登輝致詞全文：

今天，很高興各位同學來參加李登輝基金會所主辦的青獅營活動。登○認為，國家要有希望，執政者就應該多替年輕人思考，多聽年輕人的意見，因為，年輕人的未來就等同於國家的未來。同樣的，年輕人遭遇的困境就是國家社會的危機；台灣這幾年，政府施政無能，貧富差距持續拉大高達九十九倍，財富所得分配兩極化，少數財團財大氣粗，而勞工卻普遍低薪化，收入永遠追不到高漲的房價與物價，相對剝奪感不免提高。這樣的憤怒在去年三一八學運、九合一大選爆發出來，讓社會看見年輕人用行動表達對執政者最直接的抗議。

處在這樣的困境中，登○要勉勵大家以正面態度去面對，鍛鍊自己，克服障礙，發揮力量，讓自己足以承擔責任，創造屬於你們自己的新時代。

今天登○就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為題，跟大家分享「台灣典範轉移的過程」；首先，就典範的概念做一段的說明，然後就台灣典範轉移的過程與新典範的形成作分析，以此觀點來分析一九八○年來建立台灣主體性的社會政治轉型的方法。

典範（paradigm）這個概念可說是社學科學這近二十年來最有影響力和被廣泛引用的關鍵概念之一。根據李登輝學校所編的「台灣新典範」第一章蕭新煌教授所寫的「台灣典範轉移的過程、成果和挑戰」來看，古來在科學的實質內涵和作用，有三種高低不同層次分別：最高的層次是形而上典範的意義，就是說某一個科學領域裡的工作者所信仰的宇宙觀；中間的層次是社會學典範的意義，就是科學社群中所形成的制度、規範、價值，習慣和約定俗成的決定方式；最低的層次是建構的典範意義，就是一群科學家共同特有和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等等。

後來也為典範做了相當清晰的定義，就是說「一個典範就是在某一個科學裡對研究主題的基本意像，它界定什麼應該研究，什麼問題應該問，要如何問，甚至要如何去解釋出來的答案。典範可以說是那個科學團體或是不同的學派。典範指涉一個學派裡共同相信的範本、理論、方法和工具」。

釐清了什麼是典範以後，可以讓我們透視社會科學的「真理」，其實是當時為當道科學家信服的主流典範所建構出來的「真實」，這其中包含豐富的社會學現象，如社群、權威、權力、宇宙觀、規範、價值、壓力、控制及抗拒等。可以說是將科學（現象）社會學化。所以科學的進步，就像社會現象的變遷一樣， 不必然是漸進、平和，也不必然愈來愈接近真理，而可能是存在著一種「科學內的革命」，是一種「組織化的大變動」，也就是一種「新典範推動舊典範」的結局。這種推翻、顛覆的過程，就像社會現象一樣可能有混亂，甚至有「危險」，直到新典範革命成功，取代了舊典範，成為典範移轉後的另一具正統地位的科學典範，才算平息終止。

如果將科學界變化的典範分析架構，運用到社會制度、規範和價值的轉型，就得借用上述「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和「典範革命」（paradigmatic revolution）這兩個重要的概念來透視一個社會如何從原先支配、主導社會共識，視聽和是非判斷的舊社會政治典範被挑戰，被有系統、有組織的人為集體力量所推翻，並從而建立另一個新的社會典範。或者說，也可以用「典範革命」視野來觀察一個社會在某一特定條件下，如何形塑、建構、鞏固一個嶄新、前所未有的典範。不論是從無到有，或是從舊到新，社會政治典範的移轉或建立過程，其實就能豐富地呈現和反映一個社會的重大宏觀社會政治轉型。持此觀點來綜觀、論述一九八○年以來在台灣所發生的五大典範移轉、轉型和建構歷程。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台灣目睹了以下五種沛然莫能抵禦的集體行動及其分別所促成的五個新典範的形成。

一是經由社會運動的動員，建構了前所未有的「民間社會」新典範。
二是透過民主抗爭的抗議，打破了威權體制舊典範，而創造了「民主」的新典範。
三是經過長期的經濟富裕和社會均等過程，乃蘊育出「族群多元」的新典範，以揚棄威權體制和「少數統治」下的「省籍對立」舊典範。
四是藉由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空泛的「大中國」，傳統認同乃被挑戰、質疑，而落實在台灣主體性之上的「台灣國家認同」新典範從而躍升浮現。
五是透過人民對環境生態問題的受害感和草根的環境運動力量，成長掛帥的舊典範被嚴厲批判，一種強調海島永續發展的新典範從而被倡導。

一、前言
登○出生在台灣，成長在台灣，工作更在台灣，對台灣所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也因為如此，對台灣人民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哀命運，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待，有朝一日，希望能夠為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昇台灣人民的尊嚴做一點事。後來有機會參與政府政務工作，甚至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樣一個機會的偶然來到，對於已經決定為台灣打拼的我，長期以來內心究竟想些什麼？思考邏輯是什麼？又是如何將這些思考化為實踐行動，擺脫威權統治，打開台灣的民主新時代。這樣的一個過程，在已經卸任多年的今天，登○覺得有必要清楚說明，要如何推行前述的台灣典範轉移的過程。

二、外來政權統治下的「新時代台灣人」
在一九四○年代，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加入英、美盟軍的中國國民黨軍事佔領，受到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前後兩個環境是，由強調「天皇」、「天下為家」的「日本帝國」，轉換成為中國國民黨「天下為黨」的「中華民國」，兩個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受到日本統治達五十年，已經進入現代化的台灣，轉換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對台灣人而言，當然造成政治與社會力學的作用與影響，所以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其原因，就是在於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到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接選舉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學校講台灣話，就被罰在操場上跪；在終戰後，也一樣要受到處罰。我深深體會到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人沒辦法努力走自己的路，開創自己的命運。日本時代如此，戰後的國民黨政權時代，仍然沒有改變。

在這種情形下，台灣人深刻的產生「新時代台灣人是什麼？」這個新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認清，這時候的「台灣人」，已經由外來民族奴隸轉變成為自己民族奴隸的難堪處境。換一句話講，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早已進入邊緣人（marginal man）的情境，無個人的尊嚴。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也確立了不是外來政權的人格主體性。脫離了這種情境，就可以作為一位有尊嚴的、獨立性的台灣人。這一過程，就是「新時代台灣人」的自覺開始。

由此可見，「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再度建立「身分認同」，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品，也就是外來政權刺激台灣人，讓台灣人有機會確立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台灣人〉」之絕對意識。

當時台灣人站在兩個外來政權之間的邊緣線上，對我的形成自我認識，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作用。這樣的狀況表示對自己了解自己處於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兩種生命形式、兩種世界、兩種時代邊緣人的意識，同時也將自己放置於超越論式遠近法空中的另一座標之中；進一步說，就是認定自己乃是過去與未來連鎖的新一環，而且把未來從過去拯救出來的新思維，否認過去，建立新的未來。「邊緣人（marginal man）」不待言就是佔據把未來從過去奴隸拯救出來的新派位置。這種「新派」，指的就是「一個獨立的〈台灣人〉」形成自我本位時，必能以「則〈私〉去〈天〉」的行動規範，從自己內部產生追求自主的動力。也就是以台灣人為中心的個人主義，首先必須確立台灣的存在，才能進一步救台灣，再進一步救中國、救亞洲。這種「新時代台灣人」所特有的「則〈私〉去〈天〉」的行動規範展現出來的力量，就是台灣人要求當家作主，要求民主改革的集體民意。

三、中國的託古改制
西班牙哲學家奧德嘉說：「我們所擁有的大部分世界圖像概念都是繼承自先祖；而這些圖像概念是在人的生活經營之中作為確固信念體系而發揮作用的。」依照這個說法，中國已有數千年歷史，應該是個文明進步的國家，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
中國歷史從黃帝之後的夏、商、周，以至明、清，都是一脈相承下來的帝國體制。這個體系，被認為是「中國的法統」。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
所以中國人的特色，就是「一個中國」的概念，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的歷史。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歐洲人以中國為例，所提出「亞洲式的發展停滯」的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

孫中山先生所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從未展開建設，基本上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從毛澤東開始，以至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表面看起來是「共產黨」，其實就其統治策略來看，共產黨早已中國化。就連中國收回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中國固有的產物，並不是鄧小平所發明的。

我們要特別指出的，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覇權主義的復活，以及誇大妄想的皇帝一統的重新出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封鎖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是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只不過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權位的鞏固、國土的擴大，以及財富的剝削外，很少為政治的改革而努力，這都是所謂的亞洲的價值。歷史上說得出來的政治改革，只有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宋朝時代的王安石變法、清朝末期的戊戌變法和立憲運動，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無可置疑的，每個朝代，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講的「託古改制」，其實說是「託古『不』改制」比較接近事實。

如此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先生曾經有這樣的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先生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評斷得相當正確。

四、我的脫古改新－脫離亞洲價值
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為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對台灣尤其需要重新檢討。登○於是提出「脫古改新」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台灣要「脫古改新」，必須分別處理台灣本身的問題，以及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

登○在一九八八年接任總統時國家的大略背景是：台灣是「中國法統」的根據地，國民黨政權是以威權方式進行統治。這樣的背景，內中包含了繼承與創新的混亂、保守與開放的對立、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的選擇等嚴重問題。特別是要求民主改革的民意聲音非常之大。綜觀這些問題包括的範圍非常廣泛，其實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由修憲做起。

當時登○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黨藉國大代表在國民大會中佔有絕對多數，所以國民黨是一部具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但問題是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老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但是時代的進步是無法阻擋的，最後保守勢力還是被民主潮流打敗。登○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在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也就是六次修憲工作。達成主要修憲目標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央民意代表全部由台灣人民選舉、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總統等；由於改革工作的先後完成，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已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再推進到「台灣中華民國」新位置。這個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向前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在台灣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領土包括中國領土，不符合事實；中國主張「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們也不能同意。同時這種主張領土交叉持有的現象，是非常危險的。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於是登○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彭、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到了一九九九年，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更明白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明確劃分界線。我們可以這樣講，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麻煩都是來自中國。台灣與中國關係能夠得到釐清，台灣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台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因此，登○在政治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以期減少一個中國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從而堅固台灣國家根基，當時我把他稱為建立「新中原文化」。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的實現。

五、結語－我是誰
台灣「脫古改新」歷史大業的完成，實現了此種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工程，使台灣得以改頭換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新紀元，令人欣慰。然而，在此一過程中，我的角色是什麼？我的思維根據在那裡？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覺得有說明清楚的必要。
登○在青年時代，不斷尋索兩個問題，一是死亡，一是自我。事實上，這兩個問題的關係是辯證的。所謂的死亡，並非僅指肉體上的死亡，而是包括觀念上的自我否定。

誠然，死亡一指生命的死，這是自然的過程，是在生命的限度中完成自我實現，這是在世界中追求自我定位。死亡的另一層意義是自我的死亡，這是超自然的，揚棄自我昇華到更高的存在層次。如此，便是新造的人。

海德格在研究尼采的鉅著中指出：「尼采並不認為生命的本質在於自我保存（生存競爭），而是在超出自身的提高中見出了生命的本質。因此，作為生命的條件，價值就必須被思考為那種東西，它承擔、促進和激發生命的提高」。

所謂的「超人」，就是要這樣地超越自己。尼采所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本書中這樣說：「現在最多慮的人總問：『人如何可以自存呢？』然而，查拉圖斯特拉卻是第一個，且是唯一一個在問：『人如何可以超越？』的人。」

過去，由於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許多人認為生命的首要是自我保存。海德格解釋說，這是誤解了作為生命之提高的生命之本質。由於這兩種價值的錯置，所以我們要以新的價值，重估一切價值。

在這種哲學翻轉之下，「生命把它自己的更高可能性拋到自身前面」，這就成為人們追求「不是我的我」的目標與驅力。若放棄這條路徑，執著自然的我，僅知自我生存，等於在自己「自然的死亡」之前，宣判自己「存在的死亡」。從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角度而言，這是向沉淪慣性投降的「墮落」。

登○在生命途程中，一向目標意識明確，且始終朝目標前進。經歷各種不同人生體驗，我終於悟得了「不是我的我」的人生正確意涵，也是新時代台灣人的真實意義。其實，這個意涵，也正是到今天，我辯証成長的生命完整寫照。

以上，是登○從政歷程，以及人生體悟的一點心得，謹提供各位參考指教。登○在此希望各位，持續不斷地充實自己，時時保有一顆謙卑學習、不自滿的心，常常提醒自己，要用最虛心的態度，來學習新的知識與觀念，更要關注當前台灣社會的發展，以及國際情勢的演變，讓自己的視野寬廣，如此才能面對未來的一切挑戰，並不斷的超越，讓自己真正的成長、茁壯。

一個國家改革要成功，不可或缺的是年輕人一定要志氣高昂地展開行動，我們從日本幕末時代，日本青年滿懷熱情創造了新日本可以得到啟示。希望各位懷抱理想與熱情，秉持為國家承擔時代責任的勇氣與使命感，為台灣挺身而出，用熱情去感染全國人民，喚起大家一起為打造台灣美麗國家願景而開始行動。
接著，我想來聽聽你們的意見，歡迎大家提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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