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民運人士劉家儀：傳媒是可被財團控制！

民進黨第3場的華山會議今天（8/15）召開，主題為「如何因應中國因素在台灣」，由中常委游錫堃主持。會中邀請香港民主人士劉家儀以「溫水煮蛙到烈火烤蛙」為題與民進黨分享香港經驗，劉家儀說，台灣經過蘋果日報事情，可以看到很多集團其實是可以壟斷傳媒，她認為同樣是面對中國政權，民進黨應該多跟香港交流、分享經驗，希望可以打開這個溝通的渠道。

劉家儀說，香港從回歸十六年來現在情況越來越嚴峻，她以『溫水煮蛙到烈火烤蛙』為題說明現在香港情況，以很多經驗來跟民進黨分享。她從幾個方向跟民進黨分享，一、傳媒受到最大威脅，二、經濟方面的CEPA，自由行造成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三、香港的核心價值跟其他的情況，包括整個社會的民生、生活怎麼受到中國的影響。她說從這三方面來看，最主要的還是現在香港的傳媒受到最大的威脅，而且也是面對中國因素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至於有對民進黨提出什麼建議？劉家儀表示，希望民進黨多去參考香港經驗，她認為民進黨不要把香港看的太小，香港有很多經驗是可以跟民進黨一起分享、合作的，而且面對中國這個政權、政府香港跟台灣是可以有很多合作、交流，過往經驗民進黨確實很少跟香港交流，希望可以打開這個溝通的渠道。

媒體詢問香港傳媒受到中國的控制，中國會進一步控制台灣媒體嗎？劉家儀說『當然會！』因為香港傳媒被控制不只是現在大家看到的情況，九七之前是透過用買股權，九七之後很多老闆被中共用不同方法的吸納，比如成為人大政協委員，又或者經過很多商業經濟利益，讓他們的傳媒變成為政治服務。她說，當香港文人辦報結束以後，香港整個傳媒就變成一個企業化、商業行為，他只是企業裡生意的一小部分，未來香港跟台灣都會是一樣模式，相信台灣經過蘋果日報事情，可以看到很多集團其實是可以壟斷傳媒。她認為，站在普世價值裡，不管是哪裡人都一樣，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是一個最基本的人權。



從溫水煮蛙到烈火烤蛙

劉家儀（香港民運人士、政治策略顧問）

對香港來說，「中國因素」是一個包含太多太廣的議題，難以簡單剖析。但是，對九七主權移交之後的香港，要說被「中國因素」影響，倒不如說是被「中共因素」侵蝕更為貼切。儘管《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明確保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可是回歸十六年，香港的人權、自由、法治就只有倒退，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則屢創新高。這就是中共政府透過各方面的影響，極力要控制香港的結果。

「收復」香港傳媒
從數量來說，今天的香港傳媒十分蓬勃，但這不代表是多元和自由的，尤其是中共政府對港媒的打壓，用不同的手段也要將傳媒變成為政府喉舌，正正是香港新聞自由的最大威脅。其實，早在九七年前，多份報章股權易手，來自內地的資本透過或明或暗的方式入主個別報章，以資本控制來扭轉香港主流傳媒的報道取向和價值觀，並潛移默化影響媒體對中國新聞報道的角度。

當《信報》被商人李澤楷收購，意味著香港的「文人辦報」年代的終結，傳媒亦已被財團壟斷，逐漸走向商業化。從在商言商的角度，當傳媒變成財團生意的一部分。除了讀者外，廣告客戶也是傳媒最重要的收入來源。然而，這些客戶與大部分傳媒東主一樣，在中國大陸也有其他的生意或特殊的關係，甚至是位高權重的人物。因此，他們的取態和做法對傳媒造成嚴重的影響。

以香港三十間主流傳媒來計算，親北京報章約有13.3%；東主被北京精英吸納約有36.7%；與北京友好約有19.9%；管理層被港府精英吸納約有16.8%；相對獨立的有13.3%。雖然與過往相若，但中共政府對香港傳媒的影響力卻較過往大。原因是「收復」香港傳媒是中共政府的重點工作。 可悲的是，今天的香港只有四家傳媒可以說未被北京或香港政府吸納，而在主流傳媒佔有86.7%的傳媒老闆或新聞部主管，不是親北京的，便是被北京吸納入其精英體系，獲委任為人民代表大會(人大)代表或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政協)委員。 因此，香港新聞界自我審查愈來愈嚴重，傳媒老闆對此要負很大責任。

雖然，相對獨立的傳媒較少，但其發行量共有一百五十萬，這顯見讀者人數和市場力量在平衡親北京或親政府傳媒有著重要作用。而且，近年不滿傳統新聞媒體的港人，轉到網上尋求資訊。因此，中共政府「收復」香港傳媒的計劃或多或少受到阻礙，守住了香港的新聞自由。

中共擴大經濟的影響
香港的經濟一向是屬於外向型，與國際聯繫密切。然而，在九七前，中共政府為了「平穩過渡」，便不斷進行各種經濟活動。而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更提出「立根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促使中港兩地經濟融合。到了金融風暴與沙士襲港，經濟低迷的香港正好為中共進一步擴大影響力提供了機會。

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共政府以「禮物」包裝CEPA計劃，並不斷以洗腦式的政治宣傳，令港人相信「要靠阿爺」，否則香港會被邊緣化的論述，從而打擊港人的自信心。的確，那一劑迷幻的鴉片使香港經濟有了起色，令大部分港人相信為了糊口，便要乖乖聽話，尤其是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的結果，更顯而易見中共的別有用心。

但事實上，香港並非一無事處，港人也非白吃白喝。從平等貿易來看，香港有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管理制度、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制、嚴格的監管測試，並且是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也是中國和世界溝通的有效橋樑，故CEPA是有利中國透過香港來改善其經濟、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強其服務業水準，打造新的國際商業網路和商貿平台，從而協助內地企業擴大出口規模和改善貿易條件，提升中國産品在國際市場的佔有率，以及吸引外國公司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或基地，拓展中國業務，成為中國的引資平台。

當CEPA成為中港融合的缺口，其他的合作計劃或協議便隨之來，並衍生許多香港難以承受的結果。例如「自由行」引起「雙非」和「水貨客」的問題；「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計劃」引申港珠澳大橋破壞生態環境，以及激發反高鐵運動。最後，「自駕遊」引發港人大力反彈，繼而發生「奶粉事件」、「反蝗蟲行動」等等，加深中港矛盾。

「自遊行」成為中港矛盾的導火線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四大支柱之一。在2003年後，中共政府開放中國大陸遊客以個人遊方式前往香港。至今已推展至49個內地城市，訪港旅客以雙位數增長率上升，佔香港遊客總人數70%。因此，經常聽到商人說內地自由行消費對香港經濟很重要，或許這種說法只適合剛開始的自遊行計劃。從零售業銷售量數據的細分看出與民生有關的零售業銷售在過去一年疲弱不堪，顯示港人正在節衣縮食。但內地自由行消費強勁，令一些與他們有關的零售業銷售全年雙位數增長，結果整體零售業才有升幅。

隨著自由行人數逐年增加，在香港又衍生各種問題，包括「雙非」來港產子、租金和物價上升、罪案增加、非法勞工及文化衝突等，對香港的負面影響逐漸浮現。因此，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根據調查分析，每三個港人就有一人抗拒自由行。

其實，被不斷膨脹的「自遊行」早已令香港不勝負荷，還要為此政策付上代價。先不談《基本法》令「雙非」來港生子的問題，就旅遊和經濟角度而言，港人只是協助歐美高消費產品和奶粉進行銷售，從中獲利不多，卻要承受租金及物價上升之苦，令生活水平下降。而且，大量的「自由行」遊客令地方擠迫、酒店價格上升，使歐美及亞洲其它地方的旅客卻步。此外，雖然香港的就業人數增加，但技術和職能卻沒有被提升，這種經濟模式只給人們橫向發展機會，而非向上攀升的踏板，無助於整體經濟社會的素質改變。更甚者，真正的旅遊是深入當地的生活，香港大開自由之門，方便中共政府相關單位人士進出工作。

香港被「大陸化」
早在八十年代，香港人已擔心「被大陸化」。中共政府明白這種恐懼和擔心，故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但港人始終充滿疑慮。因此，九七主權移交初期，中共政府表面上嚴格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大方針來消減此種擔憂。但隨著中港兩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逐漸融合，中共政權希望進一步控制香港，對許多事務指指點點，言行舉措遠遠超過了回歸初期的謹言慎行，並經常有中共官員發表恐嚇性言詞，如中國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曾警告香港不能成為顛覆中國社會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以及中聯辦新任主任張曉明表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更期望港府「適時」完成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這些言論顯示中共政府有意加強管控香港。

回歸至今，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斷被衝擊。除了傳媒和經濟嚴重受到中共有形與無形之手影響，還有香港的「法治」因三次釋法而被重創；「廉潔」因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和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及多名高官涉貪而被蒙上陰影；區議會選舉因種票案而被質疑公平性；硬推國民教育而令港人心寒。今年，法論功被愛國組織侵犯而引起港人關注言論及表達自由和警察公安化等問題，甚至特首梁振英的諮詢會出現示威暴力化與疑似黑社會力量介入，皆被港人視為「大陸化」、「中共化」或「文革化」的現象，令人感到香港的可悲與中共的可恨。

未來策略初探：香港會倒下嗎？台灣會跪下嗎？
事實上，「一國兩制」正在消失，中共政權透過各種渠道不斷干預香港事務，其手段和目的是要以擴大利益集團，全面控制香港，繼而收拾台灣，並長期鞏固專政地位。然而，官逼民反的道理確是千年不變。回歸十六年，香港公民社會迅速增長，港人對中共專制政權的危機意識亦日漸增強，並正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不同議題展開抗爭。假如中共政權誓要逆民意而行，定必有一場遍地開花的全民運動彰顯香港人的力量。與此同時，香港和台灣對中國大陸具有引導性的影響，這正正是中共政權最不希望出現且最害怕的「港台因素」。姑勿論統與獨，作為一個世界公民，站在專制政權的面前，誰都有責任和使命為公義與和平的未來，盡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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