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7日 星期一

蔡英文:三因素檢驗所有媒體交易案



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今天(1/7)接受鄭弘儀寶島新聲電台專訪,談到媒體壟斷問題,主持人鄭弘儀問,如果今天這個事情發生在自由時報林榮三身上,他去買妳也會反對嗎?蔡英文表示,我當然會反對啊。她說會以『市場標準、非市場標準、政治性的中國因素的介入,不一定是中國是外部因素介入的情況』,這三個因素來檢驗每一個交易。

蔡英文說,台灣整體社會在2012選完之後突然發現兩岸的情況不像馬英九講的那樣的好,反而是令人越來越讓人擔心,尤其是近來媒體壟斷的問題上面,固然很多人擔心的是媒體跟言論的被壟斷,但是也很多人擔心的是財團的後面是不是有中國因素。不管有沒有中國的因素,這些財團本身因為他有中國的投資或者是經濟上、商業上的利益,自然而然就受到中國因素的約制,這些都是讓台灣的民主跟言論自由產生很大限制性的因素,也就是為什麼這次在特定媒體的這種交易裡面,台灣的社會有這樣的反應,有這樣的警覺。所以整體來講台灣人民在2012的選舉過後以後,在對這種中國因素的探討,或者是警覺其實這個程度是日漸在增高的。

鄭弘儀:主席剛講反媒體龍斷這件事,其實蔡衍明說『這是民間的自由交易,你說我集中,那你的標準是什麼?』

蔡英文:我覺得這牽涉到三層問題,通常比較看到的是市場集中的問題,這是市場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公平交易在處理這個問題。但問題是除了市場之外還有一些非市場考量,言論自由、民主多元,這不是商業的問題也不是錢可以買的事情。所以這個問題要超出市場跟商業的層次來看,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多元跟言論自由價值怎麼去保護它的問題。

第三層面是財團,我們不反對財團,也覺得經濟發展過程,在市場經濟裡一定資本集中對很多產業發展是有利的,但是以現在全球化的趨勢跟兩岸情勢,大部分財團在中國有投資,在中國也有商業利益,財團一方面有很大的經濟能量,但從另外角度來講其實也很脆弱,因為很多商業利益在中國,一旦中國要有一些他們配合的事,他們也不能不配合,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財團掌握媒體,媒體又掌控或主導台灣言論市場情況下,這個令人擔憂。

鄭弘儀:如果今天這個事情發生在自由時報林榮三身上,他去買妳也會反對嗎?

蔡英文:我當然會反對啊。鄭弘儀又問,但如果林榮三沒有在中國投資呢?蔡英文表示,我不會說一定去反對他,但我會用這三個標準來檢驗他,這三個標準是『市場標準、非市場標準、政治性的中國因素的介入,不一定是中國是外部因素介入的情況』,所以這三個因素我會拿來檢驗每一個交易。

鄭弘儀:市場標準可以再講清楚一點嗎?

蔡英文:基本上就是說市場的佔有率,這是公平交易法的規定,就是市場佔有率是不是能到一定的程度,造成市場佔有率的集中在特定的媒體身上,這是由市場佔有率來看,它不是用言論的自由來看,或者是言論集中來看,它是市場佔有率的問題,換句話說那是一個市場的商業,那當然用什麼來做標準呢?它很可能用你的報份或者用其他方法來界定你的市場佔有率,那市場佔有率這個絕對跟言論自由是兩件事情。

市場佔有率現在公平交易法已經有規定了,但是問題是言論的這種多元跟民主的保護這是一個國家安全層次的問題,政府就必須在本於國家安全跟保護我們言論自由的角度來看現行的法律之下,有沒有處理的空間。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政府它依法行政,可是我們不知道它依什麼法行政,它唯一看到的就是市場佔有率,那市場佔有率這事情跟言論的集中、言論的多元是兩回事,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執政者,他把所有的一切,我們看到的這種不讓外力不當的介入我們民主的過程、言論的市場,或者是我們的言論要保持他的多元的情況,把所有的問題都丟給市場佔有率去處理,這是蠻荒謬的事情。

鄭弘儀:那非市場的部份妳覺得應該要哪一個標準?

蔡英文:我覺得是我們還是要用一個比較嚴苛的標準,就是說來看比這個市場佔有率的念還要來的比較嚴苛的標準來看這個問題,甚至於媒體做一個公器他是不是可以完全用市場的觀念來經營媒體。鄭弘儀問,那嚴苛是嚴苛到什麼地步?有什麼辦法界定?蔡英文說,我所講的嚴苛到也不是我們在單一的標準去加重他的程度,而是說我們要用更多元的標準來看這個問題。

鄭弘儀:那妳可不可以把這樣的觀念帶來,我們現在市場標準是有了,要訂這種東西簡單,比方說你有幾台?你的系統台佔有率多邵?你的報份發行量,這個容易。可是非市場標準你剛講言論自由、言論集中這涉及國家安全,那馬總統說我依法行政我不干預個案,那你覺得,你剛說民進黨思維比較進步,那這部份有沒有比較好的標準?

蔡英文:我是覺得現行的法律或許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我們必須要去修法,我知道民進黨已經提出第一階段的修法,這個只是修他的公平法,那要求公平委員再考慮他的市場佔有率之外,還要考慮言論市場的多元,那這個夠不夠其實我們還要再去考慮,再去強化。我的具體想法是說,現在台灣法規的結構其實是不足的,我們必須要有更多的法律讓執行這些法律的人他可以遵循,那誰來主導這些法律,這些法律的制定其實代表社會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社會要把防線設在哪裡就需要公眾的討論,我們現在看不到公眾的討論,也沒有看到執政者他要設一道防線去保護言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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